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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2月10日至11日，由光大证券举办的2020年度“新经济 新平衡”策略会在沪成功举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周力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原标题为《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几个重要问题》以下为发言实录：
很高兴应邀参加今天的会议，与大家探讨共同关心的话题。刚才听了几位演讲，受益匪浅，学到不少东西。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外事委员会委员周力
大家都注意到，当今世界局势发展一个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每天都有大量的消息涌进来，每天都有各种评论产生出来，相应地，大家也会作出一些预测和猜测，比如近期局势的走向会如何发展，我们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采取哪些应对措施等等。总之，引起人们普遍焦虑和思考的问题越来越多。但常常是一件事还没有说完，马上又有几件事出现在眼前，因而作出的反应往往是即兴的，容不得你细想。我想着重谈四个问题。一是当前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及总体看法，二是贸易战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三是贸易战的下一步演进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四是如何应对挑战。1、大国对抗，成为短期内难以消除的重要现象。特朗普上台后，积极推行“美国优先”政策，首先把中国和俄罗斯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不断有针对性地向他认为妨碍美国发展的国家发出威胁、漫骂、恐吓，并采取欺骗、制裁及各种极限施压措施，以达到美国在未来世界上要处处占据绝对优势的预期目标。美国对中国，现在主要是打贸易战，但已经在外交、科技、金融、教育等各个领域逐步地全面展开。美国对俄罗斯，则主要是逼迫她同美搞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抢夺石油和天然气的世界市场份额。总之都是进行战略围堵，强力压缩中俄两国在世界上的活动空间和发展空间。对欧盟特别是对法德两国，以及对日本加拿大等西方世界的盟友，特朗普也是说骂就骂，能卡就卡。美欧矛盾也在不断加剧，双方在贸易、航空、气候变化、伊朗核、欧洲防务等问题上针锋相对。美欧同盟渐行渐远。2、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动荡频发多发。2018年和2019年，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陆续出现民众大规模游行示威的混乱局面。这些活动的起因和动机不一，但都显露出爆发突然、规模大、暴力化、危及社会治安且持续时间长等等倾向。智利甚至不得不取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成为国际社会一大难堪。起因不过是政府宣布上涨地铁票价。网络助推，外部干涉，加剧了动荡局面。在莫斯科和香港，美使领馆人员更是亲自上阵，直接参与指挥暴力活动，并有大量资金通过非政府组织流入暴徒的手中。3、民粹主义浪潮在全球加速蔓延。由于贫富分化愈加严重，深层次的不公加剧了社会各阶级间的矛盾与对立，普通民众看不到未来，社会上反建制（即反当权派，有左有右）、反主流、仇外、仇富心态十分强烈，直接表现为“左派更左、右派更右”。民粹力量（反建制派）在英国、意大利、波兰等近20国上台执政。有些新政权内部，利益集团纷争更加激烈，新老力量博弈加剧紧张局势，为外部势力插手提供了可乘之机。特朗普动辄向贸易伙伴挥动关税大棒，导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持续走低，全球采购经理人指数一降再降。英国新首相约翰逊上台，助推“无协议脱欧”，也削弱了全球资本和投资的信心。4、全球化进程严重受挫。目前世界经济处在新旧动能的换挡期，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但仍未出现成规模的经济新增长点。全球90%的经济体增速放缓。各主要经济体陷入“存量博弈”，跨国公司被迫考虑建立双重供应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续5年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今年10月的报告又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速的预期降至3%，系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新低。世界贸易组织最新报告将2019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预期，从2.6%大幅下调至1.2%，为2009年以来最低。5、地区热点此起彼伏，恐怖主义暗流涌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织的现象比以往更加严重，全球治理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发展的不平衡。一是全球治理的体制机制，作为政治的上层建筑，远远落后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供应链”与“需求链”不相匹配的差距越拉越大。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关系，与同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二是中国崛起以及“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整体跃升势不可挡，与美国不遗余力占据各类物质财富生产和研发的制高点产生的结构性矛盾愈加突出。三是发达国家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大国竞争、对抗加剧，使防范、发展与安全成为相互撕扯的难题。四是美等西方国家深陷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矛盾，无力通过解决内部问题来激发活力，只能把内部治理不善归咎于全球化，到外部寻找宣泄口和替罪羊。
1、今天美国对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发起的贸易战，已经不是一般性的贸易保护主义，而是推行居高临下赤裸裸遏制政策的鲜明体现。特朗普推倒作为世贸组织基础与核心的自由贸易和多边规则体系，反复加征高额关税限制进口，并采取一系列非关税壁垒措施，打乱了多年形成的国际分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资金周转链，激化了现阶段社会生产总过程中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以及各个环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加剧了有关方对市场、对市场准入和对市场份额的争夺，也加剧了有关方对产品的生产权、研发权和销售权的限制，当然还有为围绕赢得购买权和消费权而展开的斗争。市场规律被人为地破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作为美国大垄断资本主义的代表，居然扮演着市场经济掘墓人的角色。2、5G技术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的先导领域，将拉动国家和社会实现全面移动化、数字化，推动科技进步更快发展。5G时代的应用范围不仅适用于人口覆盖，而且适用国土及资源的覆盖，将实现人和物的全空间连接。未来地面5G网络将和卫星通信网络逐步融合发展，构建起天地一体化的信息网络。这是5G技术对推动现阶段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战略意义所在。5G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对各国市场都会产生巨大的需求，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刺激因素，还涉及到未来全球5G设备供应链的形成与发展。也正因为如此，5G技术成为美国同中国打贸易战的又一个战场。美国为了阻止中国的发展，将华为公司列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实体名单”，随后又在这个名单上增加了46家华为子公司。特朗普一直在努力做西方盟友国家的工作，要求他们加强“看齐意识”，在5G问题上同美国保持理念、政策与行动上的高度一致。现在，澳大利亚明确表示不接受华为的5G技术。法国态度有保留。也有国家如葡萄牙，就是在蓬佩奥专门赴里斯本要求禁止与华为合作的情况下，当场明确表示不会排除中国公司为其下一代5G网络提供技术。近日又有消息称，美国将禁止华为用美元进行交易，如有即将被冻结其相关资产。就制裁力度而言，应该说这是美国最具杀伤性的制裁武器。3、“长臂管辖”的影响。“长臂管辖”是美国为实现全球霸权利益的目标，以国内法域外适用为手段，实施对外胁迫、干预的单边主义行径。“长臂管辖”的直接意义，是通过美国控制的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SWIFT系统（国家间银行金融机构资金用美元进行清算的一个通道），对所有不按美国意志，同美国反对做贸易、投资的那些国家有美元业务结算往来的国家进行制裁，即冻结这些国家在美国的全部银行存款及业务。“长臂管辖”最直接的应用，就反映在伊朗石油出口问题上。美国意欲全面封杀伊朗出口石油，但伊朗的石油出口又关系到不少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结果是，在遵守“长臂管辖”禁令还是冒险购买伊朗石油这一问题上，很多国家事实上不得不做出妥协。因此，建立起能独立于SWIFT系统之外的固定结算机制，成为国际社会反对单边主义的一项重要课题。目前，许多产油国和石油输入国，都已经宣布在石油贸易中减少美元结算。“去美元化”从呼吁逐渐变成为现实，成为趋势。2018年，中国正式推出了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合约，中俄签署了本币结算过渡协议。人民币已经被许多国家接受用于贸易结算的基础货币。英法德三国于2019年1月31日宣布启动用欧元结算的贸易结算支持机制“INSTEX”。这些举措，对于抑制美元霸权、对于规避美元的“长臂管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未来肯定要有更多的大宗商品加入本币结算的队伍。但客观地说，人民币也好，欧元也好，在较长时期内，还不可能强大到美元那样，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4、扣上“汇率操纵国”的帽子。2019年8月5日，美方根据《1988年汇率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法》授权和特朗普授意，决定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洽，削减中国通过操纵汇率获得的不公平竞争优势。美方将我列为“汇率操纵国”，完全属于政治操弄。美方据此可对我采取更多制裁措施，包括征收惩罚性关税、限制美国企业对华投资等等。还可能在多边领域对我形成影响，对世贸组织改革和涉华贸易争端诉讼产生连锁反应等。5、强化对外资进入的审查。自2018年以来，美国、欧盟、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先后制定新法律或修订原有法律，收紧本国对外资安全的审查机制。英国、法国也正对外资审查做内部评估。针对我的一面突出。一是审查范围扩大，门槛降低。凡涉及高新技术行业和关键性基础设施等投资，一律纳入审查范围。特别是美国，将审查范围扩大到27个领域，包括涉美敏感设施、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信息等。欧盟将基础设施领域、关键技术和敏感信息纳入审查范围，基本实现对我“中国制造2025”规划内的产业全覆盖。澳大利亚将外资收购农场、大数据产业等作为“敏感资产”交易加以监管。日本将电信、半导体等20个产业纳入审批清单。二是审查政治化趋势明显。美国紧盯由政府主导、有国有资产背景的交易项目。欧盟细化受政府控制投资的认定标准，尤其强调政府补贴及所谓政党介入企业决策过程等因素。澳大利亚和英国等也将有政府背景或受政府资助的投资者视为重点审查对象。以上特点说明，美西方在战略上加大对我遏制的力度，战术上不择手段对我打压，企图将我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以求维护其经贸秩序主导权和科技制高点。6、对贸易战产生的心理影响、心理暗示不可小视。全世界对特朗普要同中国打贸易战的做法都很关注。说什么的都有，有赞成有反对。但每当特朗普宣布要加征关税或者对某国宣布制裁时，美国股市以及中国股市都会随之发生较大的波动。这说明，市场对人为的干预是很敏感和脆弱的。1、特朗普对华挑起贸易战，是早有准备。从他竞选总统时就多次宣称，中国占了美国很多便宜，中国同美国的贸易是不公平的，等等，必须对中国采取种种限制措施，不能让中国再像过去那样快速发展。从个人经历看，特朗普在缩减贸易逆差、“反全球化”等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他上台半年（2017年8月）即启动“301调查”，之后便宣布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此后在加税还是暂缓、谈判还是搁置、阶段性协议还是全面协议之间来回兜转，中间给你很多迷惑，但实质是在加征和制裁的路上不断向前走。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那就是特朗普在把如何借同中国谈判为他2020年11月大选连任加分作为考虑问题的一个出发点。我们心中要有数。而且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例子，即便达成了协议，他也随时可以推翻。2、中美建交40年来，随着中国快速发展，美国对华态度历经三个大的阶段。一是全面接触中国，推动中国融入世界；二是对华开展选择性合作，同时拉拢盟友规制中国；三是不再谈伙伴关系，而是突出竞争对抗。当前美国政府、两党还有所谓的战略界等等，对中国是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已经达成跨党派、跨界别的共识。不管是鹰派、中间派还是鸽派，都主张改造美中关系，将对华政策推向强硬再强硬，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前几天来华出席会议的美国前高官说，美国对华政策不仅反映了特朗普本人的看法，美共和、民主两党和普通民众对华观点和立场非常相似，都认为美中关系需要重新调整。美国国会2018年通过了《2019周年国防授权法案》，要求特朗普政府制定“全政府对华战略”，运用国家政权力量中的所有工具同中国展开全面打压。美国国会随后通过涉藏法案。2019年参众两院又相继通过涉台、涉港、涉疆法案，加大对我施压，粗暴干涉我内政。美国会还推动特朗普政府维持对华为的禁令，限制中美科技人文交流。对华强硬，已经成为新的“政治正确”。即使民主党人当政，也会支持对美中关系作出必要的改变，而且他们在意识形态、人权等议题上，对华进攻性更为突出。商界心态矛盾，不赞成特朗普加征关税，怕过度施压伤及自身，但内心又希望借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政策，打压中国获利。3、支撑美国推行对华强硬政策的基础，至少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美国不能容忍任何国家对美国在世界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构成强大压力和挑战，当前尤为不能容忍中国的发展愈加接近美国，必须加以强力遏制，首先从经贸、科技、人才等方面为中国的下步发展设置各种障碍，以确保中国无法超越美国。中美实力越接近，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就会更猛烈。二是出于社会制度的本能，即意识形态的原因。美国不能容忍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和平发展模式对西方民主自由的理念和制度形成强烈的冲击，不能容忍中国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2019年9月24日，特朗普在第74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演讲中专门用一大段话讲述了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看法。他说，“社会主义的幽灵是国家和社会的破坏者，是地区国家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我要向全世界重申我在美国国内作过的表态，美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极权政府和意识形态加上现代技术，使社会主义有能力实施新的令人不安的压迫和统治形式。为此美国已经采取措施，对外国技术和投资进行更细致的筛查，以保护数据和安全”。进入10月以来，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多次发表涉华政策演讲。彭斯10月4日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讲话，从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经济社会政策包括宗教政策、“一带一路”建设以及所谓对美国中期选举的干涉等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攻击和抹黑，极尽歪曲、诽谤和污蔑。彭斯称，美不会再认为单靠经济接触就能使中国这一威权主义国家变成自由、开放、尊重法治和国际商业规则的社会，美将中国视为战略和经济竞争对手。蓬佩奥说得更加直接和露骨，“我们应该确保世界各国了解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风险，以及我们长期对此容忍而造成的后果”，并呼吁各国同美国站在同一战线。特朗普等人的所言所行，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美两国今天的斗争，就是源于两种不同社会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的斗争。特朗普不是简单的商人，不是不懂政治，不是行为乖张，不是只关心经济利益而不注重意识形态。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4、基于上述可以判定，中美斗争是一场遭遇战、持久战。美国对华政策走强、两国斗争加剧的态势短期内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变。特朗普现在的所作所为，确有为其明年助选连任的需要，有极端性，但我们不能指望他不再连任一切情况就会好转，也不能指望特朗普之后会上来一位“明事理识大局”的人，可以使中美关系回转到奥巴马时期。对美斗争是一场全方位、多领域的较量。贸易战、外交战、金融战、科技战、安全战、舆论战、规则战、制度战，一个一个接连或同时叠加出现。打谈并举是常态。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做最坏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5、对中美是否会“脱钩”，我们也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脱钩”不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利于全球治理和经济繁荣，是倒行逆施。我们不希望“脱钩”，我们对外表态是坚决反对“脱钩”，不相信最终会实现“脱钩”。但我们内心要明白，“脱钩”还是不“脱钩”，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意志，而且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脱钩”。二战后美国纠集整个西方世界对苏联进行全面封锁，迫使斯大林不得不于1952年提出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后又联合东欧国家成立了对应于欧共体的“经互会”。虽然美国多位领导人现在表示不寻求同中国“脱钩”，但他们的实际做法，好像正好相反。就当前来说，美国联合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从根本上改革WTO规则，另订一整套标准，并限制华为5G技术进入美欧市场。这不就是要“脱钩”吗？美国要求各国均不得同伊朗做石油贸易。谁用美元结算，即受“长臂管辖”制裁，客观上逼迫各国不得不寻求建立替代美元结算的渠道。这不就是要“脱钩”吗？美国设立科技“柏林墙”，把对中国的技术管制从军用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扩展到新型技术和基础性技术，把对中国人员的审查扩大到在读中国留学生。这不就是要“脱钩”吗？最近，美方开始对我驻美外交官行动设限，下一步还可能象对俄罗斯那样，宣布对我在美央媒和国企人员设限，这些不都是要“脱钩”吗？两国现在的对话渠道都被美方关闭了，只剩下经贸磋商还在进行。这些不都是要“脱钩”吗？之后的之后，应该还会有许多“脱钩”的动作设计，已经部署在美方的棋盘上。再强调一下，我们反对“脱钩”，我们不希望“脱钩”，我们努力维护并遵守国际法和现行的国际规则，包括维护以世贸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但我们不能不做“脱钩”的准备。不能不把问题考虑得更深一些。我们要把下一步要做、必须做和可能会做的事，以及可能产生的连带反应和后果，都一一想清楚。不打无准备之仗。中美关系现在进入改革开放40年来最困难的时期。但两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经济体，都有各自要完成的艰巨任务。2020年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我们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接下来要落实十九大报告中确定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即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2020-2035），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35-2050）。2020年也是美国大选之年，特朗普将竭尽全力谋求连任下届总统。无论特朗普是否当选，都存在着如何处理同中国既有的结构性矛盾的问题。这是回避不了的。不管怎样，我们要尽力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使之沿着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平等合作的路子走下去。这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我们要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出足够的智慧，在顺利时期以合作促长远，在困难时期以斗争促合作。
光大证券2020年度策略会现场图
关于如何应对挑战，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多次要求我们务必要给予高度重视，并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比如，2019年5月21日，总书记在南昌主持召开的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统筹研究部署，协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谋定而后动，厚积而薄发”。8月26日，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强调，“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这实际上就是在做应对“脱钩”的准备。它要求我们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发展国内市场；高度重视自主研发、科技创新，加强对产业链的保护；尽快调整贸易结构，适当降低出口依存度。9月4日，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开班仪式上指出，“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12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再一次强调，面对今年以来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我们要善于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强大动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为了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在做好国内事情的同时，还必须下大力气搞好国际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事业、国家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我们今天所说的国际统一战线，是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而不是反美统一战线。它的任务就是团结更多国家反对和抵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否拥有一个比较有效的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我们今后一个时期能否扛住美国连续强力的打压，也决定着我们能否实现十九大确定的上述两个发展阶段的宏伟目标。我们要高举支持多边主义、与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实践中将“一带一路”建设同各国发展战略紧密对接，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扎实推进各方面的合作。可喜的是，截止今年11月底，中国已与五大洲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99份共建“一带一路”的文件，签署的范围涵盖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71％和中国180个建交国中的76％。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这个已经形成的良好势头，坚定信心，稳步前进。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